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繽紛生活-終戰八十週年的東亞對話─東京與首爾的歷史畫再詮釋


11月號 2025 Nov
繽紛生活-終戰八十週年的東亞對話─東京與首爾的歷史畫再詮釋

《開啟紀錄・編織記憶》展覽現場

文、圖/王振愷

2025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八十週年,日本與韓國的國立美術館皆以此為契機,推出圍繞「歷史與記憶」的特別展覽,從二戰前後的歷史畫類型出發,重新審視藝術在戰爭與國族敘事中的角色。前者為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(MOMAT)的《開啟紀錄・編織記憶》(記録をひらく 記憶をつむぐ),後者則是首爾國立現代美術館(MMCA)的《鄉愁:描繪故鄉》(향수, 고향을 그리다)。

在悠久的西方藝術史中,描繪戰事的創作自古以來即佔據繪畫類型中的最高階層—歷史畫(History Painting),相當於文學史中的史詩體裁。從古埃及的「戰場調色板」(Battlefield Palette)、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王朝的「禿鷹石碑」(Stele of the Vultures),到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濕壁畫、馬賽克、浮雕與石棺,戰爭圖像始終承載著頌揚勝利、宣示政權與紀念領袖的功能。

隨時代變遷,戰爭畫的面貌與意涵也隨之轉化:中世紀以宗教聖戰為題材的神聖場景,文藝復興時期隨透視法發展而愈顯壯闊的戰場構圖,大航海時代的海戰畫、拿破崙時期融入浪漫主義的英雄式壯烈場景,乃至法國大革命以後,藝術家開始以畫筆見證時局、記錄現實、進行政治控訴。

進入近代,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戰畫的功能再度轉變。它不再僅是政權頌揚或歷史再現,而成為前線的「即時紀錄」。在攝影尚未普及之前,畫家們隨軍作畫,以圖像與文字結合的方式將戰況傳回本國,繪畫因而具有了新聞與見證的功能。

《開啟紀錄・編織記憶》—再面對「聖戰美術」的影像遺緒

在軍國主義高漲的日本,戰爭畫結合了武士道的犧牲觀與國威宣傳功能,形成一種極端化的「聖戰繪畫」語彙。主題涵蓋前線戰況、後方動員、乃至將領肖像,並透過官方力量舉辦「聖戰美術展」、「大東亞美術展」、「國民總力決戰美術展」等展覽,以藝術作為戰時精神動員的媒介。

戰後,這批作品因其高度政治性與宣傳性而被視為禁忌。美軍佔領期間,GHQ(駐日盟軍總司令部)曾將全日本的戰時繪畫收歸管理,直至1970年代才以「無限期借予」的形式返還。這批作品遂成為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最具爭議、亦最引人好奇的館藏。此次《開啟紀錄・編織記憶》展,正是一次對這段封印歷史的重新開啟。

展覽不僅展示「歷史畫」本身,更嘗試以當代視角探問:我們如何與這些被動員、被遺忘、又被重新揭示的影像對話?如何將它們從「歷史的記錄」轉化為「記憶的媒介」?這不僅是對過去的回望,也是日本藝術界跨出重新面對自身戰爭圖像與藝術責任的重要一步。

《鄉愁:描繪故鄉》—在失落與重建之間

相對於MOMAT以「記錄」為核心的路徑,首爾MMCA的《鄉愁:描繪故鄉》則以「情感與土地」為主題,呈現韓國藝術家如何透過風景與記憶的書寫,回應殖民、戰爭、分裂與現代化的歷史創傷。

策展論述指出,「鄉愁」(nostalgia 或 향수)在韓國文學與美術中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母題。它既是對「過去家園」的追憶,也是對「失落土地」的反思。展覽以時間為軸,

從傳統山水畫到近現代風景畫,再到當代以影像與裝置探討家鄉的作品,呈現「故鄉」如何從具體地景轉化為象徵性的文化空間。

在日本殖民統治、解放、朝鮮戰爭與南北分裂的歷史之後,「家鄉」在韓國成為身份與記憶的裂痕所在。《鄉愁》展正是透過藝術家的個人視角,將這種集體經驗轉化為一種具有詩意與批判性的文化敘事。

無論是日本重新開啟對「聖戰美術」的反思,或韓國透過「故鄉」尋找記憶與身份的縫隙,兩者皆在終戰八十週年的此刻,以藝術為媒介,回應各自的歷史創傷與文化課題。這兩個展覽不僅重構歷史畫的意義,也象徵著東亞美術館逐漸從「展示歷史」走向「對話歷史」的轉變—從紀錄到記憶,從過去到當下,藝術成為我們理解歷史、重構未來的重要途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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